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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丹麦同事周乐生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7:54:26 阅读: 来源:螺旋输送机厂家

周乐生本名为Lars.C.Jorgensen,5年前从丹麦分公司来北京工作。Lars刚来的时候没有中文名字,部门总监在同事间发起了一个征名活动,为Lars征集中文姓名。我根据他名字的英文发音,提议叫周乐生,简单好记,寓意也积极。本来只是顺手为之,没想到他很喜欢,从诸多选项中定了这一个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,周乐生开始认识这个曾经离他非常遥远的国度和文化,积极地让自己适应北京的生活:早上去街上跑步,周末带孩子去植物园。很快,他发现事情和他想象的不一样。没多久,北京的空气就把他从大街上赶到了封闭的健身房,他跟我说:唔,在北京街头跑步有点像一个移动的吸尘器。而在丹麦,他是绕着家附近森林里的一个湖跑。北京的人和车之多也超乎他的想象,他带孩子去植物园,在路上开了3个多小时后选择掉头回家,因为一直在让:让别的车、让车旁的老人、让街边摆摊的妇女,让一只横穿马路的狗最后意识到那样开下去,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。

他不大理解为什么有的中国家庭为了工作选择两地分居,他自己是拖妻携子来北京的,他觉得家庭很重要。北欧没有老人帮着儿女抚养孙辈的传统,因此他的妻子专职在家带孩子。他解释说并不一定都是女方牺牲事业,而是根据双方的收入、兴趣以及特定阶段的需求来作决定。在丹麦曾经有段时间是他待在家里,因为妻子比他挣得多。虽然有妻子全职照顾孩子,在北京他还是坚持接两个儿子放学,并且申请了早7点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。同事们都是早上9点多才到办公室,他是否准时到公司并不会有人知道,但我的另一位同事说,他因为要赶早班飞机,曾经有两次很早去办公室拿东西,不到7点就看见周乐生已经开始工作了。

公司有一项福利:同事一同旅游,每人每年可以拿1800元的补助。大部分中国同事并不选择集体旅游,而是开一张发票,随便编一个旅游计划,找公司报销这笔钱,然后把钱分掉。周乐生来的第一年不知道个中端倪,当我们随口问他是否一起旅游时,他很高兴地答应了,并且一直等着具体的旅行计划。直到后来我们解释给他听,他才意识到:哦,这是一个going no where outing(哪儿也不去的旅行)。他出乎意料地请求我们把他从名单里删除。我们很惊讶地说:可是这样你就拿不到那笔钱了。他却比我们更惊讶:可是我们并没有去旅行,不是吗?

后来他跟我说,在丹麦人们不会这样做。公司的初衷是鼓励同事之间互相了解,如果不符合这笔资金设立的出发点,就不应该去使用这笔钱。他同时给我举例,他的妻子曾经因为工作关系,每天有很多国际通话,通话费用是由公司报销的,公司并不会去查哪些通话是私人的,哪些和工作相关。可是如果他的妻子和国外的朋友通话,一定会自己支付这笔话费,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。

周乐生和我们共事5年,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、对同事的坦诚热情,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。有时候我想,如果他待的时间再长一些,5年、10年,那些曾经让他不能接受的做法,会不会随着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,变成非常自然的事?退一步说,就算他不会改变,他在中国长大的儿子会改变吗?还好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太久,因为周乐生在任满之后就回到了丹麦。临行前他给我看他在中国的驾照,上面工整地打印着他的中文名周乐生。能为这样正直的一个人取名,现在想来让我颇感自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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