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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寨之都转型之痛华为成长路径具鉴戒意义

发布时间:2020-03-23 11:27:49 阅读: 来源:螺旋输送机厂家

“生意愈来愈难做,走的人也愈来愈多。”说这番话的时候,老赵(化名)正在准备他的新事业——远在外省的某处矿产项目。而仅在一年前,老赵正在为他的老本行——山寨手机业焦虑地劳碌着。 在过去3年中,老赵可谓赚得盆满钵满。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老板,但这也是他及其山寨军团的共同特质——业内人士对此的另一种阐释叫“投机”。

到2009年,伴随着手机行业利润的下滑,愈来愈多山寨老板选择离开,老赵也是其中之一。在建国的第60个年头,改革开放刚过三十载。

老赵其实不觉得这有甚么“惋惜”,在资本的逐利性驱动下,矿业或许有着更好的前景。“捞一把走人”是老赵这样的“山寨人”的共同思惟,这也构成了 近年深圳山寨产业的特质——据不完全统计,深圳“山寨”从业者达百万以上——这是一个庞大、略带灰色却蕴藏潜力的产业群体,何去何从?这正是深圳业界担 忧所在。

“紧贴市场的山寨企业,如何有效地完成本身的产业升级?”在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看来,这不仅是山寨企业本身需要思考的问题,也是深圳产业升级转型的大命题:“如何把山寨产业早期的市场优势,转化后续的技术驱动力,从而保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。”

山寨企业、品牌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,3方的角力,将是关键。

华为的样本意义

“所谓山寨产业,并不是近两年才有的。”乐正认为,紧贴市场需求,快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,“充分的商业竞争”是山寨产业早期的共性特点。

在为数不少的业内人士看来,作为深圳本土企业标杆的华为,其初期的成长,也无异于一条“山寨路径”。

与北京中关村由政府主导的模式相比,地处南方边境的深圳,被认为是市场自由选择资源配置的样本模式。

以深圳标志性民营企业华为为例,事实上,华为的初期成长史,与现今的“山寨路径”有着颇多相似。

公然资料显示,1988年创建的华为,最早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(PBX)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,并没有自主研发。

华为创建的一个产业背景是,1987年,在当时国内普遍轻视私营经济的背景下,深圳市在国内率先出台鼓励科技人员走出去,创办科技企业的规定,并出台相干措施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方式创业。

这直接刺激了深圳第一批草根创业潮。据1986-1993年出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向本报记者回想,深圳发展史上有个奇特的“1988”现象 ——目前深圳最具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都草创于这一年,如华为、中兴。九十年代早期创建的研祥、迈瑞等一批科技型企业也均受此政策影响颇深。

“华为面对的是一个已然充分竞争的市场。”深圳一名电信行业学者认为,华为当初面对的市场环境,与今天的山寨企业类似:“作为后来者,华为要扮演对既有规则破坏者的角色。”

因而,我们看到在策略上,华为采取“农村包围城市”,而价格优势至今都是华为在国际市场摧城拔寨的利器——这些在现在看来无异于“山寨”的打法,终究促进了华为的突起。

但与一般山寨企业不同的是,在快速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,华为迅速转入自主研发。事实上,华为的转型,与深圳市发展高科技的政策出现了步调的一致。

1993年是深圳确立“科技立市”的关键年,是年5月,深圳市政府发布了文件,以资金及政策优惠等情势鼓励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;6月,再次发布《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》,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优惠政策。

更为重要的刺激政策,出台于1998年,是年9月深圳市再次打破了国家规定企业“技术入股”不能超过20%的限制。这让华为在1998年后大规 模实行“全员持股计划”取得了法律的支持,也为更多创新型人材在深圳创业提供了法律保障——直接推动了民营企业完成转型自主研发的产业升级。

“华为效应”在深圳的草根产业界被迅速放大。迈瑞、研祥、金蝶、好易通等民营高科技企业均通过自我研发道路,成为各自领域的排头兵。

山寨之都的转型阵痛

除政策的驱动外,深圳的民营草根企业的发展,还有着独特的产业土壤。

毗邻香港,初期的“三来一补”政策,让深圳成为承接港商、台商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第一个落脚点。其中,尤以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业最为突出,这为往后深圳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集散地,创造了产业基础。

来自原深圳市科技局的统计资料显示,2008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到达7839.15亿元,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为90.0%。

从上游原材料供应,到加工集成,再到组装销售,在深圳及周边龙岗、东莞一带构成了一条完全的电子产品配套产业链。深圳资深产业视察人士潘九堂认为:“深圳电子配套产业链的完善,客观上下降了市场的进入门坎。”

这正是深圳山寨产业得以发展壮大的产业背景。凭仗低廉的价格和灵活的运作,山寨企业在市场上表现出比传统企业更加灵活的竞争力。

“从某种程度上讲,山寨产业乃至优化了市场竞争。”潘九堂认为。但在产业的另一面,山寨企业作为既有市场的革命者,在破环了既有市场秩序的同时,却未能建立新的秩序。

以最新的上网本产业为例,山寨厂商在市场启动之初进入,快速打压行业利润,终究使全部产业堕入低利润循环的怪圈。

这亦是业界为之焦灼的缘由——山寨产业缺少后续技术的延续推动,仅局限在低利润的本钱搏杀。“不管我们厂商之间怎样控本钱、拼价格,作为上游的英特尔却是稳赚不赔。” 深圳1颇具规模的山寨主板厂商高层曾对记者感叹:“由于缺少技术积累,上游产业我们很难涉足。”

这正是深圳山寨产业升级的瓶颈所在。“资本是逐利性的,投机并没有甚么不妥。”这是近年来,本报记者遍访深圳山寨企业颇具代表性的回应。对绝大部分山寨企业来讲,并没有做一家“百年老店”的心态。

但市场波动的风险,明显让投机充满着更大的变数。“山寨江湖”的真实写照是:“抱着‘捞一把走人’心态的山寨企业,在走人的时候,并不一定真正‘捞到一把’。”

在此背景下,市场处于爆发式增长期,山寨企业便蜂拥而去;一旦市场出现下滑,山寨企业又是率先离场——等待下一次机会,循环往复。

转型路径追问

如何让深圳极具活力的山寨企业,产生出更多的“华为”,成为深圳业界思考的焦点。

“对山寨企业,不主张一棍子打死。”在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看来,山寨企业在初创阶段,难免会有一些违规和“打擦边球”的作法。如何看待和采取发展性的监管态度,是对政府等产业主管部门监管智慧的考验。

在乐正看来,现有的部份产业政策,予山寨产业的长远发展其实不符合。就以深圳范围最为庞大的山寨手机产业为例,依照既有的监管政策,一款上市手机 的送检,费用要超过上十万,周期最少在一个月以上。“这对资金实力相对弱小和市场反应需求极其迅速的山寨企业,都是难以承受的。”乐正说。

为数不少的深圳产业界人士认为,很多现在已然成型的大型民营企业,在创业早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“山寨时期”。

“如何保持山寨产业灵活性的基础上,引导产业积极良性的发展。监管层应当有更长远的眼光。”乐正说。

另外,对有着创新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山寨企业,政府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帮扶。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,去年底,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规模的振兴计划中,甚少惠及民营企业,山寨企业更是无缘。

在更大的产业层面,培养山寨企业本身的创新活力和内驱动力,是山寨产业升级的关键。

一样是民营企业的华为,在转入自主研发的同时,很快着手对内部体制进行了大幅革新,《华为基本法》是中国企业最早的企业管理大典;同时华为启动了中国早年的全员持股计划,解决了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问题。

“这与作为企业领袖任正非的个人魄力有关。”深圳资深产业视察人士潘九堂对本报记者分析说,对初创型企业,对研发的投入将阶段性的摊薄利润率:“如何有效的做到短时间利益与长时间战略的平衡,企业领袖的气力至关重要。”

在企业家精神普遍缺失的山寨产业界,华为的成长路径也许不具代表性,但有一定鉴戒意义。

(本报记者丘慧慧对此文亦有贡献)文/《21世纪经济报导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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